当越来越多枯燥无味的数字、纪录被引用来证明美国的“暴发”时，我们在《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海南出版社出版）中却感受到的是一种历史的精彩与生动，那些堪称美国新闻界精英的记者们准确通俗地向我们展示了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正如一位德国传播学家所赞叹：对于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们来说，普利策新闻奖得奖作品集都不啻是一盘令人激奋的营养大餐。
纵观普利策新闻奖的90年历史，它确实准确地反映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和世界历史上的重大风云。
本世纪初，种族主义猖獗一时，普利策奖便有所反映。哈维·纽布兰奇以《法律与弱肉强食》而获得1919年为公共利益服务奖。在这篇充满激情的社论中，纽布兰奇提醒人们：作为现代文明人必须尊重法制。纽布兰奇从而成为“宣传美国主义”的著名人物。
当三K党的活动震惊全国时，在1922年开始的30年里，许多南方报纸因为勇敢地报道和评论了三K党的活动而获得普利策奖。罗兰·托马斯在其《南方的秘密帝国》一文中报道了“那些穿着白色长袍，戴着头罩，宣称自己是殉道者的三K党徒所干的暴行”，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公愤。
弗雷德里克·伯查尔以对德国反犹主义、纳粹政治的系列报道而获得1934年普利策通讯奖。他的报道对于美德关系的乐观主义提出了置疑，事实上是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警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举国上下一致对外，普利策奖反映了这种情绪。24项普利策奖奖给了同战争努力有关的新闻报道等。艾拉·沃尔弗特描写所罗门群岛第五次战役的《鲁莽的索命之战》和乔治·韦勒叙述一场特殊手术的《“我一刻也不松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
启开《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我们也许更能感受到精彩的历史并非总出于史家之笔。1940年初，当加利福利亚北部4县和俄勒冈南部一县要求分离两州，成立美国第49州——杰弗逊州时，斯坦顿·德兰普兰以其幽默的笔调记下了这场所谓的“杰弗逊运动”，从而成为了这件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的最完整的历史记载。1972年，马克斯·弗兰克尔作为尼克松访华的随行记者，奋战8昼夜，对于“改变世界的一周”（尼克松语）做出了最为详尽生动的报道。而美军在越南的军事屠杀（美莱事件）、美国五角大楼文件的揭发则更为典型地体现着美国记者坚持正义和忠于历史的顽强精神，它们也成为世界新闻史上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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